在十多年前的學術場域中，曾經著迷於文本內各種「界線」的拆解、跨越、重組、解放。比如說，在離散（diaspora）的主題下，處理各種hyphenated identity問題：那個身份永遠不是單一，而是永遠在後面有連接詞（hyphen）的鄉愁與迷惘，在尋根與跨界的路徑中，探問著「我」究竟是誰？
也許那樣的著迷，來自於我自己當時也並不清楚明白的，到底我是不是台灣人的迷惘。
而文本上的這些探究、分析，一切讚揚身份界線的解離、混淆、拼貼、雜耍，不被疆界化的慾望機器，多麼輕省而容易，在抽象的知識論上可以如此充份操弄。彼時生命尚幼，從未曾想過這些認同／身份的問題，在存有論或倫理學上，在一個個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上，都將是苦難的開始。
我原來就已在過去學術的書寫之中，預寫了這些苦難而不自知。這幾年讀著我文字的朋友們，對於過去幾年我所書寫的，母職對我而造成的各樣苦難想必不陌生。
如果「母親」是一個身份（呃，它是），過去我始終沒能好好地將其成為我身份的連接詞。換句話說，某種程度上我一直在抗拒它，不願意接納「母親」到我女性身份的一環。很久很久，我始終在幻想一個「懷舊式的女性整體」，一個尚未進入婚姻、尚未生子的懷舊狀態。一如那些在身份認同裡迷惘的小說角色，有些那麼死命守著根本已不復存在的家鄉。
我在本質化自己，渾然不覺自己是自己的法西斯極權。（上述都是過去式時態）
但之所以我如此抗拒「母親」這個身份（社會／文化意義下的），後來透過許多閱讀才意識到，因為我不想被那個認同收編進去；我不願意與那身份成為同一（這裡牽涉到identity一詞的多義性，認同、身份、同一。基本上，就是成為一，同一）──那個被父權打造出來的「母親」，支配著所有母親都只能有「同一」的母親身份。（不打算處理交織性的問題，所以暫且先用父權一詞）
那個「意識到」與「憤怒」，正是讓我重新拆解而重組女性身份的開始。我自己成了文本，用肉身去經驗我過去所書寫的一切。用血用淚在思考這一切的意義。成為母親，始終對我是福禍參半（a mixed blessing）。若非「母親」，我不必經歷這一切「意識到」所帶來的苦痛；但若沒有這些苦難，我恐怕也不一定能夠走到現在的思考邊界。
因此，那一日路過書店，隨手翻閱店裡慶賀母親節所展示的書籍《____中美麗的婦女》，心中甚是憤怒。依舊是美麗才德如珍珠的婦女／母親身份，還出現在展示區；依舊是粉飾掉了父權的支配與凝視的「母親」身份，在教會講台上魅惑著聽者。那裡的母親溫柔而婉約，順服而有智慧，辛勤而謙卑，活脫是史碧華克筆下的從屬者。而這些從屬者還會彼此相欺壓。「我們必須時時刻刻警覺到是否在企圖代言、替現或呈現的時候，建構出了一個大寫的知識客體，從而卻排擠或隱晦了那些具體活生生他者的發言位置」（張君玫，《後殖民的賽柏格》，60頁）。在教會仍然以男性為多數的講台上與教導下，「母親」不斷地被代言，打造出大寫的母親，壟斷各樣異質的活生生存有。「也許」異男書寫者出自於某些善意，但廉價的善意，往往是通向地獄的路。
常常我想問：母親，妳不生氣嗎？妳怎麼不憤怒（向著與我處於相同階級的喊話）？誠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，這個世界很難接受憤怒的女人，所以恐怕也鮮少會在講台上聽到讚揚憤怒的母親，一個把被掃進地毯下的骯髒全都揭示出來的母親。但在我這個階級，應該有一定程度的資本（各種），足以有勇氣去「生氣」。
沒有憤怒，就不可能有抵抗的開始。而憤怒從何而來？從「意識到」來。
我從意識到，到憤怒，到接受這樣的憤怒而進行身份界線的重構，花了很多的力氣，幾乎一度精神瀕臨崩潰。身份界線的重構，完全不是分析小說那樣不痛不癢。對於重新打造一個屬於我的「母親」身份，必須遊走在虛構與現實層面之間，修剪妥協，並且要放棄過去不斷弔念的懷舊女性整體。我自己要認知到，身份界線永遠要不斷重構，永遠在交融、破裂、接合（articulation）；生命永遠是動態與雜質。問題不在於揚棄母親的身份，而是必須重組母親的慾望──重組一直被父權慾望支配的母親。
不要被「母親」同一化，不要被收編，光這樣仍不夠，原來更要進行慾望的重組。或許，唯有通過這層層的轉折與移動，我終能妥貼地將「母親」安裝，以連接詞（hyphen）接合於「我」旁。這條線路，才正要開始。
我想改寫史碧華克的話：我們仍必須心甘情願為一個關於未來的母親學而寫。
為了重組慾望，為了勾畫出父權之外的母親，一個未來的母親學，要繼續思考，繼續重構界線，繼續書寫，繼續佔著我的位置發言。母親們，你們的發言位置在哪裡呢？
